说起“江东双璧”的年纪轻轻就早早夭亡，英年早逝。

宁凡想起了易小川讲到最后摇头叹气的样子。

他总结道：

孙策为将，有智有勇，英姿勃发，其治军严整，军纪严明。

但在征战中由于年轻气盛，难免出现处事不慎、好勇斗狠的弱点，这为其结怨和遇刺种下了祸根。

建安五年4月，正当孙策准备发兵北上之时，在丹徒狩猎中为刺客所伤，不久后身亡，年仅二十六岁。

他弟弟孙权接掌孙策势力，并于称帝后，追谥孙策为长沙桓王。

而在孙策死亡，孙权接替权力的关键时期，周瑜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那么，便续接着讲美周郎，周瑜周公瑾的逝亡。

按照常识，从染病到发展，到最后死亡，一般需要一个过程。

在整部三国志的体例里，被记载“卒”或“病卒”的人物，一般可以认为是比较平缓地去世的。

在这里以吴国官员骆统为例，他和周瑜一样，三十六岁就去世，毫无疑问属于“夭亡”。

骆统传中记载道：“年三十六，黄武七年卒。”

而以前对其政治军事活动的记载停止于黄武初年在濡须带兵抵抗魏将曹仁的事迹。

对于周瑜的死，本传的记载是“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

虽然用的词是“病卒”，但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典型的暴亡。要证明这个结论，首先需要梳理一下周瑜去世时的背景。

赤壁之战取得大胜后，周瑜并未就此班师，而是对曹操控制下的荆州展开了趁胜追击。

经过一年多的相持，曹军撤退，东吴集团控制了整个长江北岸的南郡地区。

而同一时期，赤壁之战时处于周瑜羽翼下的刘备集团趁机接收了抵抗薄弱的荆南地区，自曹操南征后再次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此时，对于东吴未来的长期发展战略，有两种不同的思想，第一种是周瑜等人坚持的“伐蜀”，第二种是鲁肃等人坚持的“借荆州”。

周瑜从前线返回京口，向孙权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构想，他说道：

“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

孙权的反应是什么呢？“权许之”，也就是得到了孙权的首肯。而就是在回到江陵的路上，周瑜突然去世。

显然，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谁都没有想到周瑜在这样一个时间点离开人世，完全可以称他的死为“暴亡”。

这不仅是他人的推断，也是周瑜自己的认知。他在去世前写给孙权的信中写道：“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

说的很清楚，遇到的是一场“暴疾”，前一天开始治疗，第二天就到了已经知道自己必死，开始处理后事的地步，这场“病”的烈度实在令人咋舌。

那么，这真的只是一个“急病带走名将”的故事吗？

宁凡对此保持怀疑。

曾经说过，“伐蜀”和“借荆州”是江陵之战后东吴内部的两种不同的声音，在赤壁之战时与周瑜同为铁杆鹰派的鲁肃此时却坚决地提出“借荆州”的策略。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两种策略是无法共存的，如果东吴失去了南郡这个关键的后勤补给据点，独自进攻蜀地是不现实的。

事实上，周瑜死后，孙权仍然向已借到荆州的刘备提出了一起取蜀的建议。

刘备的幕僚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吴终不能越荆有蜀”，打消了刘备的疑虑。

易小川说，史书里记载道：

“吕范劝留备，肃曰：

‘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

权即从之。”

注意，扣留当面请求孙权借荆州的刘备于京口，然后收服其部众，西取蜀地，这里虽然只提了吕范，其实这正是周瑜伐蜀计划的一环。

周瑜本传记载道：

“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

‘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

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

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终非池中物也。’”

刘备去京口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借荆州。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明确写道：“（备）乃自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

深入吴都，对已经跟赤壁之战时的老大周瑜翻脸的刘备来，说是一次大胆的冒险。

果然，周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了“软禁刘备”的计划。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想法。

软禁刘备，不仅可以一举去掉伐蜀道路上来自侧翼的威胁，更可以吸收刘备手下具有陆战能力的部众，作为对不擅陆战的吴兵的补充。

不过，里面还是有一些想当然的部分，比如说以关羽、张飞和刘备的关系，要周瑜“挟与攻战”显然不太现实。

但是总的来说，这应该是周瑜伐蜀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结果，运气一直很好的刘备这一次又赌赢了，孙权并没有采纳周瑜和吕范的意见。

而对于鲁肃提出的借荆州计划，“权即从之”。

刘备就这样把周瑜花费一年拼死拼活打下来的南郡攥在了手中。而这当然是不可能被周瑜接受的。

从《周瑜传》的记载来看，孙权同意鲁肃借荆州计划和刘备在京口是同一时间段。

此时周瑜仍在江陵，尚未启程去京口，所以才会“上疏”给孙权来阐述软禁刘备的计划。

这就让事情变得很有趣了。

对借荆州计划，“权即从之”，后来对周瑜当面提出的伐蜀计划，“权许之”。

而上面已经论证过，这两个计划是相互抵触的。那么，难道孙权得了健忘症？或者是孙权心太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显然，这里面存在着猫腻。

宁凡十分肯定，这种两头答应的事情，必然会损害一方。

作为东吴的开国大帝，孙权肯定不是白痴，那么就必须注意到这样一种可能：

孙权在权衡两个计划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做好了斩断另一个计划的准备。

很显然，事实上中断的是伐蜀计划。

那么，正如大侦探死神小学生挂在嘴边的话一样，剩下的那个可能无论多么荒谬，都是真相。

(本章完)